在人民政协一致决议将北平改为北京的前一个月，毛泽东在8月13日的第一次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上就阐明了北平在新中国的政治地位，指出等到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后，北平就成为全国的首都，应该改称为北京。从北京改为北平的1927年到北平改为北京的1949年，千年古都在这漫长岁月中看到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空前事件，就是：新中国已涌出了地平线，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站起来了，北京重新变为首都，而这次则是人民的首都。
在31年前，毛泽东在北京生活过。那时候统治北京的是北洋政府，还有进步党、安福系、国民党等党派；31年虽然历史并不长，但对于生活在黑暗统治下的人民来说，也并不短。31年后，这些党派都离开了政治舞台。世界变了样子，北京也变了样子。好些方面都在进步，都变得有了希望。
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是人民自己的会议，是北平市的“人民政协”。毛泽东在人民群众的“万岁”呼声中，三次举手致意，又连续和代表们一起鼓掌，欢呼声好久好久才告停止。毛泽东首先庆祝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毛泽东表示一切条件成熟，现在这种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最高的权力机关，选择市政府。以北平的情况来说，大约几个月后就可以这样做了。这样做的利益很多，希望代表们加紧准备，“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及其潜伏的特务分子以外，一致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首都而奋斗”
对于怎样建设北平，第一次北平代表会议提供了一封北平市民给毛泽东的信。信上还画着画，是一双眼睛。内容三点：（一）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公营事业屡次调整价格；（二）捐税多，失业人数增多；（三）共产党吃苦耐劳。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向群众商量，希望这些问题一件件由代表们作一答覆。
在会议上，上面提到的问题当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总工会代表魏仁齐说：“现在人民的生活还很苦，周副主席给我们说的对，不苦就不要革命了，我们要建设，要修马路，要办学校，要克服困难，就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空说没有用。我们要协助政府拿出办法来。”
曲艺家连阔如说：“说捐税多的人实在没有良心，我知道得很清楚，北平解放后，政府已把48种税减到20几种了。”
面粉业代表孙福陵说：“物价上涨，对于正当的工商业都有很大的害处，我愿代表工商界响应号召，打击奸商投机。公用企业加价，比较战前还是低得多，太便宜了，政府就要贴钱。政府贴钱就要加重人民负担。我们要建设，要政府和工作人员给人民办事，就必须纳税。政府有个缺点，是做了不说，我们各界代表要多做宣传工作。”
中小学教师代表金魁之说：“接管北平是接管了国民党反动派一堆乱摊子，物价高涨，在国民党时期是四大家族造成的，现在又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毒素，经济特务少数奸商造成的。至于失业问题，从前给国民党帮闲的，现在有些人是失业了，但今天我们还要关照他们，让他们到农村去。所以这些事不应推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身上。”……于是一场真正的民主的讨论展开了，人民自由地发表着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解释。
北京市委书记、大会的主席彭真把各种意见归纳起来作了总结。重点指出：我们要承认目前处在一个困难时期，但这是胜利中、进步中、发展中的困难。这位市民给毛主席的信，也正是反映了这种困难。最近物价的波动，除了奸商的投机倒把以外，部分地区通货相当集中，形成局部膨胀，上海游资北来囤货，以及我们对物价与金融管理不够完善也是一些原因。捐税虽然减少了，但人民的负担仍然不轻，因为战争与建设的开支，在战争结束前是不能再减少的。失业人口的绝对数虽然减少了，但还有相当的数量，人民的生活还是困苦的。他在结论中这样说道：“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要迅速、全部、干净地消减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使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能够参加生产，减轻民负，更要依靠我全体人民努力恢复与发展生产，从发展生产力改善生活。其次严惩奸商，肃清特务匪徒，厉行节约，动员失业人口下乡，严格管理金融与贸易，吸收游资，向群众宣传解释等仍然是必要的。”
正是因为当前的困难是胜利中、进步中、发展中的困难，所以向群众宣传与解释就成为很必要的一件事。第一次北平各界代表会议起到了典范的作用。代表们除了作出上述的结论外，并给毛泽东一个电报说：“我们三百三十二人欢聚一堂，举行盛大集会。这是北平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享受着从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在会议中领受了你的英明指示，我们充满着兴奋和感激，谨向你致最崇高的敬礼。……我们怀着坚定的信心，在你的英明领导下，遵照大会的各项决议克服一切困难，动员一切力量，求巩固治安，恢复与发展生产，精简节约，支持前线，开展人民文化教育事业，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建设光辉灿烂的新北京，以迎接新政协的召开，迎接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
在北平各界代表的催生高呼中，在全国人民的欢欣鼓舞中，人民政协开过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举国一致的催促中胜利成立了。北京从来没有如此地庄严、美丽，到处是红旗，到处是歌声，迎接着10月1日，迎接着一连串伟大的日子的诞生，使这个在全中国具备了最多颜色的首都，呈现了旧北京时代从来未有的盛况。
把北平改为北京，这样的变化，说明了封建的故都变成了人民的首都，不仅是表面上变了字样，而是基本上有了不同的方向。解放前后，新旧之间，有了极大的差异。
中国共产党对于管理城市的重点，主要的是把过去畸形发展的城市转向正轨，不仅把旧的统治阶级推翻了，而且把靠剥削别人来谋生活的消费者，也要逐渐的淘汰，于是那些构成旧社会都市繁荣的主要成分，如银钱业、百货业、酒楼、菜馆、妓馆以及副产品如乞丐、流氓、游民，都是整顿的对象。像这一类型的商业单位，无疑地是比过去要萧条，而民生工业的逐渐恢复，国营商店及合作社的普遍发展，使过去原有消费能力的寄生者失掉旧有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劳动阶级，有高级技术的产业工人，在城乡互助以后走上富裕之途的农民。城市中心的繁华区域，为了新的购买力，也从旧的中心改到工人及农民集中的接触地带。北京过去曾是政治中心，也是今日的文化中心，它是一个被认为消费而非生产的都市。解放以后的半年以来，有三项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工作。第一，进一步巩固北平人民的革命秩序，继续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份子的活动，继续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和特务匪徒，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第二，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继续恢复与发展北平的生产。第三，继续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改造中小学教育，加强群众的社会教育，特别是职工教育，并使职工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以上的目的，是为了要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必要步骤，在支援前线的行进中，同时也要完成建设新北平的双重任务。这一号召受到第一次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所有代表全心全意地拥护，只有这样才能奠定新北京发展的基础。
人民站起来了，首先是土地问题提出来了。在老解放区包围中的北京市郊，据农民代表施德海说：“北平解放以后，大地主还一点也不甘心，他们养活那些特务腿子，破坏庄稼，破坏乡村的交通。他们还造谣言，打击农民，想拆散农会。他们说：‘开会！开会也不管饭，光开会也会开穷了……翻身了，翻了身还不照样挨饿？……’他们还搞一贯道，磕头扶乩，用迷信来迷惑农民，把贫雇农拉进去。我们看要肃清特务，先得把大地主打倒。再从耕种方面说，他们也换用法子，尽量不雇人，自已来敷衍，结果自耕农耕三寸深的，他们耕三分。雇人也是不用长工用短工，做一天给一天钱，可是一遇天阴下雨，穷雇农可就吃不上饭了。这一着更是厉害。……政府对他们太宽大了。”
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封建残余与官僚资本在京郊的土地上必须连根拔出，郊外的土改，实验工作已在总结经验中，不久即可较普遍地开始。解放以后，农民纷纷要求土地，但政府认为当时一般群众觉悟的程度不够，农会尚未普遍组织起来，加以春耕在即，为了照顾生产，原则上提出了“谁种谁收”安定了各阶层的生产情绪，并适当的将公地或地主无力经管与逃亡地主的土地，调剂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解决了一部分农民的生产资料及生活困难，保证春耕播种顺利完成。半年以来，已在427个村建立了农会，109个村建立了农管会，并进一步根据军管会的《关于本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来进行各项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如为苏联朋友参观的巴沟村，在三个半月中，大体上已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的工作。南郊小红门农民的反恶霸的斗争，对双德立举行斗争大会，打垮了地主阶级，进行了分地，于是一切的活动也展开了。
人民站起来了，人民代表老摊贩左广玉代表四万摊贩说：“我们自己团结起来，往好里做。”他一字不识，十五岁时就在北京靠向外国人兜卖鲜花过活，敌伪统治时主顾越来越少，才改行推车卖菜。转眼十几年，天天后半夜出广安门拉菜，一年360天，任凭冬夜风雪交加，夏天多急的大雨，没敢歇过。拉一天吃一天，要歇，全家便挨饿。他此刻每天开完了代表会议，便连夜出城去拉菜，没有一刻脱离生产，他说：“先前一个人推着辆菜车，警察对我们骂街，到处赶，吓得我们推车乱跑，谁拿这些做小买卖的当人看过？那时要是开这种会，哪能有我们参加的份？”
人民站起来了，工作30年的木匠袁峙迈代表北平瓦、木、石、油、彩、画，六种两万多建筑工人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言了。民国20年他借了别人200块袁大头，十几年来还不清，被高利贷压了半辈子。解放以后，他负责组织了建筑业工会。他说：“我代表我们工友向人民政府建个议：因为北京将来要大兴土木、修大厦、盖房屋，厂商一贯欺骗公家、剥削工人、偷工减料，这些现象都非常严重。我们自己正办合作社，想不受中间剥削，大多数工友还在厂商的包办下工作，希望公家建立起严格的审核机构，我们得保证工程做得好，让国家少开销，把咱们人民的首都，建设得比什么时候都强。”
学生、教授及知识分子敬佩工农兄弟，人民代表会议席上，有了工农代表参加，更树立起了骨干的作用。工农代表们的阶级立场是坚定的，他们虽没有读过马列主义的理论，可是他们的意见都是革命理论揭示的实践内容。他们都是那么率直而富于革命性，使知识分子深刻地感到必须和农工大众紧密地结合起来，加紧学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的内部有了真正的民主。因而也就能够而且坚决实行对于敌人的专政。人民的首都在这一点上是特别加强了的，以此来巩固后方，从事新北京的各项建设工作，并以人力财力支援前线，把革命进行到底。北京这一点极为认真，对于四个朋友是友爱的，对于三个敌人是憎恨的。
北平举行了各界代表会议以后，全国性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带来了新中国的蓝图，北平改为北京，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辉煌的灯塔。人民专政中的“民主”，就是一方面要人民对国家有发言权，一方面要求人民对国家来负一部分责任。所谓专政，就是以帝国主义、封建残余及官僚资本为对象，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扫除这些障碍。
中央人民政府在10月1日宣告成立了。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事前经过各方充分协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都在人民政协闭会以前选举出来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又通过了政务院的四位副总理、十五位政务委员、一位秘书长和五位副秘书长人选，政治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及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全部人选，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30个单位的全部人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委员、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人选，最高人民法院的副检察署的副检察长和委员们，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主任和副主任人选。此外，尚在协商中的一些副职，则将继续发布人选。
全世界的眼光注视着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工作的展开，但人民的报纸上最少见的就是资产阶级报纸上所认为最有兴趣的一套人事新闻。仅有的消息是每个新机构在组成以后，都要举行一个全国性的全议，听取各地的报告，并决定1950年的施政方针。特别是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部门，已经开过的有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茶叶会议、皮毛猪鬃油脂会议、棉花会议、煤业干部会议及水利联席会议，待举行的有全国财政会议、航路会议、农业会议、动力会议、钢铁会议、机械会议、邮政会议、电讯会议等。这些已知名未知名的会议都是认真地在检讨与研究，要把本位的工作尽量的做好，在“小利服从大利，大利照顾小利”及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下，取得了配合，把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
北京已到了初冬的气候，但人们心头是火热的，千万件事情要整顿，许多发展中的困难要克服。勤劳的中国人民，已经在近十年中战胜了1939年华北大水灾，战胜了1942年北方大旱灾，今年又战胜了黄河的水灾，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全中国胜利解放的时期也已到来了。解放区的晴空有了空军，中航及央航两个民航的负责人高举着起义的旗帜到了北京。
解放区有了建设中的海军，大的民航编队也正待机而动。不愿在国外作白华的人们正纷纷返国，绕过了封锁的上海，返国的银行业代表、贸易业代表、纺织业代表、航运业代表及工业界的人士，无不兜一个大圈子来北京观光。尤以亚澳职工及妇女两会议的代表们，他们将是北京的贵宾，因为他们和她们是来自我们伟大的友邦，新民主主义国家及亚澳的兄弟国家。
这些远方代表们都想看看这个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榜样。
北京市的贵宾们一批又一批地说不完。在城乡互助要求下的天津工展开幕时，华北的农民以主人翁的资格到解放后的大都市里来看工业生产，商量工业怎样为农民服务，及农业怎样支援工业上的需要。农民代表们出一次远门真不容易，路过北京时又集体来看一看金銮殿，看一看封建剥削的残迹。聂市长招待了他们以后，他们留信给毛泽东，这样说道：“过去我们是要饭吃的，没有土地的穷汉子，现在我们都翻身了，有土地房屋和牲口了，光景过得很好。……你领导我们生产、发家致富，你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蒋介石，消灭了封建统治，解放了大地方大城市，我们非常高兴，非常痛快。我们真正是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受封建剥削的压迫了……”
农民在北京看到全市职工5.6万人进行着初步政治政策和时事教育，在各公营工厂、各区、各行业和部分私营工厂里有4.4万人参加了职工训练组织，工人们更进一步要进行正规化的教育，为了配合亚澳工会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在进行着国际主义的教育。工人们经过了学习，认识了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领导阶级，学习是为了当家作主人。对于人民民主专政因而也就得到这样的结论：“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不让人民自己起来当家，所以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干净地消灭他们。”提高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将成为发展生产的重要条件之一，而提高文化又是学习政治与技术的基础，农民的代表说：“我们在这一点上，要和工人老大哥学习”。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11月20日开幕了，从北京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到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三个多月的变化，都正式成为历史的纪录。“北京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制定后，人民代表的责任更大了。“北京市人民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和“北京市市长、副市长及市政府委员会委员选举规则”草案制定后，像人民政协产生中央政府一样，北京的“人民政协”将产生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人选。从中央到地方，不仅要求人民对国家有发言权，更在要求人民对国家来负一部分责任了，这在北京又是一次全国示范性的集会。
9月30日，盛典前一日的北京，许多门前插起了1幅、2幅以至5幅的红旗，随风飘扬。各机关、工厂、学校以及协和医院，都扎了鲜红的彩门，写了巨幅的标语：“庆祝新中国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挂了大大小小的红星灯笼。骑脚踏车的，坐三轮车、电车与汽车的，许多人都带着红星灯笼往家跑，准备尽快挂出来。裱糊铺两日以来星夜赶做，仍不能供应灯笼的需要。于是，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自已做起灯笼来。
邮局的口号是参加盛典的600职工每人要有1个灯。平津铁路局要求每两人有1个灯或1个火把，华昌鞋店500工人为了赶做提灯，有两个通宵没有睡觉。十二区的料器业工人，自制玻璃花灯。各业中许多工人在赶做新衣，许多机关人员在购买皮鞋，准备参加开国的盛典。各街道的纠察队员都换了新衣，穿了皮鞋，出现从来未有的整洁气象。电车公司的工人将新造的两辆新车定名为“人民政协纪念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号”，并另外装了四辆花车，其中一辆装了28颗红五星电灯叠成的弧形灯丛，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岁。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会场的天安门广场，经过一个月的建设，工程业已完工。工程分两部分：一是“粉刷门楼上下建筑物，整理路面，修理石级。台前沿女儿墙建设铁栏杆，安装临时电灯。二是广场内，除了天安门前，桥北岸的树木保留外，全部予以伐除。清除地面障碍物，电讯设置，不甚繁重的一律改路迁移，公园、太庙两电车站台及票房取消”。
广场四面：天安门作为主席台，南头到中华门，广场前端，左右到达东西三座门，中部、后部广场，东止于公安街的东面红墙，西止于西皮市的西面红墙。北京市4300名大中学生、150名儿童团员、华北人民政府800多名工作人员、北平邮政管理局留用人员训练班300名学员，于9月10日参加了建设广场的义务劳动，填平了广场上309个坑。
已完工的天安门广场，显得光彩耀目，宏伟壮观。将光荣地担负升起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旗杆，已经在工人的创造之手下完成。旗杆高度22.5米，用铁管制成，铁管涂白瓷漆，上有辉煌金顶，下有水泥基座。升旗设备正在调试。电门设在天安门城楼，升旗时，只需扭转电门，国旗即可自动冉冉升起。主席台上和广场四面的墙宇，全部粉刷一新，毛泽东的巨像悬挂在主席台的正中。扩音器也已试播了雄壮的歌声。天安门前右面为即将赶到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艺术演出队及其他来宾搭好了临时观礼台，左面为阅兵指挥所搭好了指挥台。许多市民都簇拥在大广场里，眉飞色舞地瞻仰这创造新中国历史的“北京红场”。
人民的胜利才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雄伟的力量，将要请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来检阅。
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发布命令：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日，特定于10月1日15时在天安门广场及其附近地区举行北京卫戍部队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部队之阅兵典礼。凡驻扎北京之步兵、骑兵、炮兵、坦克装甲兵团、摩托兵团和空军、海军代表部队均参加阅兵典礼。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检阅。阅兵典礼一律着夏季服装。各部队指挥员应派出标兵。为调节阅兵场各种动作及维持秩序，特组成阅兵指挥所，由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任指挥所主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任指挥所副主任。各受检阅部队在阅兵场及分列式中均应听从指挥所之指挥。
当晚11时10分，专程前来拍摄电影的苏联摄影团11人(其中有苏联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和瓦尔拉莫夫)到达北京东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冯文彬等到站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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